中国创新药：从人才回流到全球出海的蝶变

二十多年前，中国制药领域最缺乏的是前沿知识。最顶尖的生命科学研究、药物发现技术以及新药开发经验，大多集中在欧美地区。要获取这些知识，首先需要依靠人才。留学生出国深造，科学家进入欧美的大学、研究所以及跨国制药企业，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回国，将所学带了回来。

如今，趋势发生了逆转。中国的创新药企业不断将药物权益出售给全球大型药企。出售的物品并非药片，也无关产能，而是专利、候选分子、实验数据、临床证据、生产工艺以及未来的开发权——这些合起来构成了一组知识资产。据国家药监局数据，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94笔，总额达519亿美元；2025年超过150笔，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总额又接近1100亿美元。总额并非实际到账现金，大部分是里程碑付款，需等待研发成功、获批上市、销售达标后才能支付。即便打了折扣，其规模依然惊人。GlobalData统计显示，2025年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引进的创新药授权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国家药监局还估计，中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这是存量数据。从增量看，中国已是第一：高盛研究指出，2025年上半年全球新进入人体试验的药物分子中，46%来自中国公司，而十年前这一比例约为17%。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药管线的主要供给者之一。

问题因此变得清晰：一个长期吸收全球医药知识的国家，如何在二十多年内转变为这种知识的供应者？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供给侧革命。这二十多年间，变化的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最初附着在科学家身上，随人才进入中国。随后，它进入实验平台和专业化服务体系，转变为可反复调用的能力。再后来，知识附着在分子、专利和临床证据上，通过合同实现跨境交易。如今，中国企业开始将承载这些知识的组织也推向全球。

国内市场和医保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我将在后面结合需求侧最强的解释一并讨论。

01. 大市场早已存在，前沿知识长期稀缺

中国从来不缺少药品需求。人口众多，疾病负担沉重，医院体系庞大，居民收入和医疗支出几十年持续增长。中国也不缺药企。很长时间内，国内有数千家药企，能生产原料药、仿制药、中成药及各类成熟化学药，并拥有覆盖全国医院的渠道和销售队伍。

然而，这些条件并未催生出一个创新药产业。现代新药研发需要另一套知识：分子生物学、免疫学、肿瘤学、抗体工程、结构生物学、药物化学、转化医学、临床开发和监管科学。这些知识仅靠论文和教材远远不够。一个团队需要知道哪个靶点值得追踪，哪种实验结果可信，一条管线何时该放弃，临床试验如何设计才能解答问题，以及化学、药理、毒理、生产和临床如何排进同一条时间线。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默会知识。论文报告一个结果，却很少记录结果之前的数百次失败。法规写明申报要求，但不会替企业判断哪一种证据组合最能说服审评者。教科书讲解药理，却无法呈现一个成熟团队在选项目、排实验、分配资源上的共同经验。现代药物研发的门槛，在于一群做过这件事的人。

因此，数千家传统药企并未沿着规模扩张自然升级。销售能力、生产能力和医院渠道能让一家企业多卖成熟药品，却无法产生原创分子。过去二十年，创新药产业的主体大多是新出现的企业。它们规模小，收入少，许多长期没有产品收入。创始人和核心高管常具备海外大学、研究所或跨国药企的经历。它们研发强，商业化弱。若将所有药企放入一个样本取平均，数千家传统企业会掩盖这次变化。

中国创新药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种群的更替。变化主要发生在新企业进入这一侧：一批从科学问题和候选分子出发的新公司进入市场。原有数千家药企平均研发投入的提高，则是次要之事。

02. 知识通过人才回到中国

2000年代初，中国生命科学的制度环境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王晓东和邓兴旺受聘为首任共同所长；研究所于2005年12月正式成立。王晓东当时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已是一流的细胞生物学家，2010年回到北京全职工作。科技部和北京市提供主要经费。研究所尝试了一套不同于传统行政体系的模式：稳定支持，实验室主任拥有很大的科研自主权，面向国际选人，围绕科学问题组织研究。

这类机构为海外科学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回国后仍可从事前沿科学。早期回国的是少数领军人物，后来扩展为青年PI、博士后、博士和企业科研人员的大规模流动。

回流的规模可从多个口径观察。几个口径衡量的对象不同，数字不能相加，但方向一致。

最宽的口径是全部留学人员。2000年当年回国者仅九千多人，2017年一年则达四十八万人。截至2017年，累计出国五百二十万，回国三百一十万。

第二个口径是国家级人才项目。Cao、Baas、Wagner和Jonkers（2020）将各项目公布的引进人数粗略加总，截至2018年至少引回一万六千名科学家和高科技创业者。通过省级项目、单位自聘以及自行回国者未计入内。

第三个口径追踪论文作者的单位变动。Ru、Tang、Yeung和Zhou（2026）仅关注化学、物理、生命科学最顶尖的一组期刊及几份综合性科学期刊，将单位从海外变为中国的华人作者记为回流者。2004年此类人员有31个，2022年一年达1409个，二十年累计接近一万，一半以上来自美国。这是一个极为狭窄的精英样本，能在这组期刊上署名者本就稀少。

第四个口径专门针对美国。谢宇等人（2023）利用论文数据库追踪在美国起步、后来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2010—2021年共19955人。2010年有900人离开，2021年增至2621人。离开者中前往中国（含香港）的比例，2010年为48%，2021年升至67%。各学科中，生命科学领域离开者最多，2021年一年超过一千人，约占当年总数的四成。两万人中约六成去了中国。若生命科学的占比在各年大致稳定，2010年后仅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就有四千人左右。这只是粗略估算，且仅涉及美国一地。从欧洲、日本、新加坡回国者未计入，从跨国药企而非大学回国者在论文数据中多半难以体现，也未纳入。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过去二十年回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者达数千乃至上万人规模。

Ru等人的研究还有一个细节。回国的化学家后来的论文表现超过了留在美国的同行，而回国的生命科学家却落后于留美同行。作者未给出解释。我猜测，生命科学回流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了论文之外的事务：创办公司、搭建平台、开展临床开发。这些产出不会计入引用数。这一猜测需通过个人履历数据来验证。

与产业最相关的是一个窄口径：回国后担任生物科技企业（biotech）创始人、首席科学官或研发负责人者。这一口径至今无完整数据。研究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Abigail Coplin在2026年的一次访谈中判断，中国biotech的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官绝大多数是新近回国者，集中回国时间为2010—2015年。她给出的口头估计甚至超过九成。这是观察，而非普查。要验证它，需用个人履历和企业高管数据重建样本。

回流者为何对产业如此重要？一个在海外实验室训练出的研究者，可围绕一个靶点或技术平台创办公司。一个熟悉跨国药企研发流程者，能将项目管理、质量控制和监管沟通经验带入新企业。一个做过全球临床试验者，可从第一天起按多地区开发要求设计管线。他们还带回了关系网：跨国药企的业务拓展（BD）团队、风险资本、合同研究组织（CRO）以及科学合作者。一个人回国，同时降低了发现、执行、对接全球监管和对外授权四件事的成本。

知识由此完成了两次转化。第一次是空间上的，从欧美的研究机构和药企进入中国。第二次是组织上的，从个人经验进入实验室、公司和项目流程。仅有第一次转化，回流者会继续产出论文；有了第二次转化，知识才变为候选分子和企业资产。

03. 创新药之前，中国先有了实验产业

药明康德于2000年12月在无锡成立。创始人李革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有机化学博士，曾参与创办美国的Pharmacopeia公司，随后回国。他本人就是回流者。药明康德甚至比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始筹建还早三年。其最初客户是外国药企，业务为化学合成外包。那时，中国几乎没有本土创新药公司，没有医保谈判，也没有对高价新药的国内支付。中国在拥有自己的biotech之前，已在向全球出口实验劳务。

通常的说法是，中国过去进口知识，今天出口知识。但中间遗漏了一步。完整的顺序是：先通过人才进口知识，然后出口实验，再出口分子，下一步是出口药品。

遗漏的这一步是全文最清晰的识别证据。在本土创新药市场尚未形成时，中国已拥有一套服务全球研发的实验产业。后来支撑中国创新药的相当一部分能力，先于本国的创新药需求而存在。国内需求这一因素当时根本不在场。

传统的新药研发高度依赖企业内部建设。要发现一个分子，需自行招聘药物化学家，自建筛选平台和动物实验能力，再逐步扩展到毒理、工艺开发、临床运营和生产。每增加一种能力，就多一笔固定成本，多一层组织协调。专业化服务企业出现后，这些环节可按项目购买。一家小型biotech无需先将自己建成缩小版的跨国药企，就能启动一项接近国际标准的研发计划。

中国在这些环节上具备供给优势。科研和实验人员成本低，化学合成和工艺开发能力强，实验人员密度高，供应链集中，医院患者多，某些疾病领域的患者招募速度很快。“便宜”的含义比工资低更广泛。在相同时间内，能多做几轮实验，同时尝试更多方案，失败后立即开始下一轮——这些更具价值。

药物研发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搜索过程，绝大多数早期设想最终会失败。如果每次试错成本高昂，企业只能缩小搜索范围，在信息不足时提前下注。实验成本降低后，同一笔资本能买到更多次试验、更多候选分子和更快的反馈。这提高了既定项目的利润率，也改变了哪些项目值得启动。科学家带回的判断和经验原本只是稀缺的个人能力，现在能被快速转化为一组组可观察的结果。这就是知识的工业化。

根据公司2025年业绩材料，持续经营业务来自美国客户的收入约312.5亿元，来自中国客户的约54.7亿元。二十多年过去，其最大客户群仍在海外。这一现象很难用中国患者需求或医保扩容来解释。公司还表示，自2022年以来，中国biotech成功对外授权的项目中，约四成曾得到药明康德的服务支持。出口实验的基础设施，后来成为出口分子的基础设施。

专业化分工还有一个常被低估的外部性。服务企业同时接触大量项目，人员在项目间积累经验，质量体系被反复使用，熟练的工程师和项目经理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单个企业支付一次服务费，享用的是整个产业过去积累的组织知识。早期进入者创造的能力降低了后来者的进入成本。创新药公司越多，专业服务越成熟；服务越成熟，小公司越容易成立。

04. 资本将科学假设变成公司

有了知识和实验体系，还缺少一种能承受长期失败的资本。新药研发早期几乎没有现金流，资产主要是专利、数据和团队。银行贷款无法覆盖此类风险，成熟药企内部也未必愿意长期资助偏离主业的项目。承担这一角色的是市场化的股权投资。

国家长期投入基础研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均明确支持创新药、生物药和CRO，地方政府建设园区、平台和人才计划，药审改革也是产业形成的条件。公共支持和项目选择是两种不同的功能。前者提供研究条件和基础设施，后者需判断哪支团队、哪项技术、哪条管线值得继续投资。2015年后，高瓴、红杉、礼来亚洲基金、启明、鼎晖以及大量人民币和美元基金进入生物医药领域。它们面对的常常是一位科学家、一个技术平台和几项尚未验证的假设。据行业统计，2021年中国生物技术与医疗健康领域的股权投资约2498亿元，在各行业中名列前茅。

风险资本所做之事，是将科学判断变为可大规模并行下注的项目组合。每一笔投资购买的是选择权：失败则归零，成功则一个分子的全球价值可能极高。不同基金押注不同的靶点、技术和团队，再通过分阶段融资决定是否继续。创新药是“可计价的想象”的典型产业，资本市场先为一种尚不存在的治疗可能性定价，再通过一轮轮实验更新价格。项目筛选始终是分散的，很难说是政府挑选了若干企业。

2018年，港交所推出第18A章，允许尚未产生收入、不满足传统财务门槛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科创板和纳斯达克也曾为中国biotech提供很强的退出预期。退出渠道畅通，早期融资的意愿随之提高。

2018—2021年的那一轮估值，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中国市场定价的。几家18A公司的上市故事，核心是PD-1单抗在国内的销售前景。投资者当时相信，医保谈判将为国产创新药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国内需求的预期，为这一阶段的能力建设垫付了相当一部分资金。然而，这一预期很快落空。它落空后发生的事，能将供给和需求两种解释区分开来。

05. 证据如何跨越国境

传统贸易中，中国生产商品，海外消费者使用商品。在创新药的价值链上，中国还生产证据，全球药企和监管体系使用证据。证据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中间品。生产一次，可进入后续多个决策。它提高一个分子的估值，也帮助买方决定是否投入下一阶段。

便宜的实验能力本身还不够。如果在中国进行的实验和临床试验只能支持中国上市，这些能力面对的支付意愿就被国内市场封了顶。跃迁来自另一项变化：在中国生成的合格证据，越来越能进入全球的药物开发体系。

制度上的节点有两组。一组发生在中国国内。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即44号文；2017年6月，中国药监部门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次年进入管理委员会。同年10月，中办、国办发文深化审评审批改革，明确符合要求的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可用于中国注册；2018年，药监局又发布专门的技术指导原则。这些改革使中国的临床研发、数据质量和监管程序逐渐向国际规范靠拢。另一组规则早已存在于全球监管体系。以美国为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并不排斥境外数据，但要求试验符合良好临床规范（GCP）、保护受试者、保证数据完整，并能接受核查。海外监管者的规则一直存在，并非某一天突然“承认中国数据”。变化的是中国这一端：越来越多在中国生成的数据，达到了全球买方和监管机构可阅读、核查并继续使用的标准。

同一份证据面对两个市场。

一个是监管市场，询问这份证据能否被监管体系用于批准一款药品。信达生物与礼来的信迪利单抗是标志性案例。该药申请在美国上市，依据的关键试验全部在中国完成。2022年2月，FDA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以14比1的表决认为现有数据不足，建议补充能反映美国患者和临床实践的试验；随后FDA未批准此项申请。争议集中于单一国家试验的可推广性、对照方案与美国治疗标准等问题。在监管市场上，这份证据不足以单独支持美国上市。

另一个是资产市场，询问这份证据能否让一家药企判断一项资产的价值。中国公司如今出口的大多是一期、二期的数据。阅读这些数据的是跨国药企的BD和尽职调查团队，他们需决定是否值得投入更多资本进行全球开发。ICH和GCP的重要作用，是让这些数据拥有共同的语言和质量底线。康方生物的依沃西是一个例子。2024年，康方公布了在中国完成的三期头对头试验，依沃西单药的无进展生存期超过了帕博利珠单抗。这项中国试验本身不等于一张FDA批文；买下海外权益的Summit仍在全球推进多项三期试验。然而，这份证据已足以改变资产价格和后续投入。它换不来批文，但换来了几十亿美元级别的全球开发承诺。

两个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将证据的跨境贸易成本记为τ。一份在中国产生的数据，若境外监管者和买方均不认可，它跨越国境后几乎毫无价值，τ很高。从近年来的交易和监管案例看，一个合理的概括是：过去十年，资产市场上的τ下降得更快，监管市场上的τ下降得更慢。这解释了为何授权交易大量发生在早期，而买方仍需自己推进全球试验。

这一步将中国的低成本实验体系与全球最高的支付意愿连接起来。一个候选分子的价值不再仅取决于它能否进入中国医保，还要看它能否成为跨国药企的全球产品。

可将这一过程称为“证据的贸易自由化”。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没有哪项协定，也没有一个完成的时点。它由审评改革、ICH标准、临床质量提升、企业的全球申报经验以及境外买方对一份份具体数据的接受共同构成。这一较慢的积累是后来对外授权爆发的必要条件。

06. 国内预期落空，退出通道收窄

2017年，医保目录开始常态化谈判。2019年，信迪利单抗率先通过谈判进入医保，价格下降约64%。2020年，又有三款国产PD-1进入，国家医保局官员当时披露平均降幅约八成。PD-1在中国的年治疗费用从几十万元降至几万元。降价大幅提高了患者可及性；但对投资者而言，国内市场的估值逻辑也随之改变：销量可能很大，但价格难以支撑原先想象的回报。依靠国内销售证明高估值的路径走不通了。

与此同时，退出通道也在收窄。全球生物科技估值在2021年见顶后下跌，通过港交所18A上市的公司2021年有20家，2022年仅有8家，科创板和纳斯达克的退出环境也明显转冷，中国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融资随之下降。许多手中仍有管线、却需持续投入现金的企业，需要寻找IPO以外的融资和价值实现方式。

如果这一产业主要依赖国内需求驱动，走到这里本应开始收缩。国内价格被砍掉大半，上市之门关闭，资金减少。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行业从PD-1转向双特异性抗体（双抗）和抗体偶联药物（ADC），管线质量在提升，随后这些管线被出售至全球。

07. 从出口实验到出口分子

买方一侧同时存在一个冲击。欧美大型药企的一批高收入药品陆续失去独占保护。未来几年，对应数千亿美元现有销售额的重磅药物将面临专利到期及仿制药、生物类似药的竞争。这些公司拥有成熟的临床开发体系、监管能力、全球销售网络、医生关系和支付谈判经验，但缺少新分子。中国biotech的能力结构恰好相反：发现和推进候选分子又快